1860年，俄国趁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清咸丰帝出逃热河的机会，对留在北京的恭亲王进行敲诈勒索。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同意在东方沿乌苏里江直抵朝鲜边境划界、在西部沿着中国的常驻卡伦划界，并且必须同意开放与俄国的陆路贸易、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开设领事馆。伊格纳季耶夫利诱和恐吓并施，一方面劝诱恭亲王说如果清朝政府批准这些条件，他就说服英法尽快从北京撤军；另一方面则威胁说如果中国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俄国很可能加入英法一方与中国作战。
1860年10月27日，伊格纳季耶夫开始与清朝的全权大臣进行谈判，向后者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和一份东部边界线地图。11月14日，双方在北京礼部衙门签订了《关于确定俄中边界、外交往来程序和伊犁地区贸易的北京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方面签字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少将，中方签字的是恭亲王。
这份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该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阿穆尔河左岸（以北）土地属俄国，右岸（以南）到乌苏里江口的土地属中国”。接着，边界线“从乌苏里江口到兴凯湖，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该江和该河右（东）岸土地属俄国，左（西）岸属中国”。然后，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源头跨过兴凯湖，到白楞河，从该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必图河口，再从此沿着珲春河和海之间的诸山到图们江。此处仍是以东土地属俄国、以西土地属中国。
1861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兴凯湖畔举行勘界会议，并树立界碑。俄方的全权大臣是滨海省总督彼得·卡扎克维奇海军少将和东西伯利亚部队总军需官康斯坦丁·布达果斯基上校，清方全权大臣是仓场侍郎成琦和吉林将军景淳。由于清方代表的昏庸，加上烟瘾发作，立碑工作竟完全由俄国一手包办。其结果是，条约中规定的20块界碑仅树立了Е、И、К、Л、Н、О、П和Т共计8块，都是极其简陋的木制界牌。而且一些界碑又没有立在地图标定的位置上。比如“耶”字碑本应当立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即哈巴罗夫斯克城西南之江嘴上，实际上却立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以南三十八俄里中方一侧江岸的窝家口屯。原立于兴凯湖及穆棱河流域之间分水岭平坡上的“拉”字碑，原在薛家房子附近，后来竟被俄国人移至大顶子南岗二里处，距原地北移了近十九华里（当地中国居民形象地将之称作“马拉界碑”）。再比如“土”字碑，按照条约应当立在距离图们江入海口二十华里的地方，但实际上却被俄国人立于距江口22俄里（约45华里）远的洋馆坪附近。
除此之外，《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河源横跨兴凯湖至“白楞河”河口，因此必须确定“白楞河”的方位，才能解决中俄在兴凯湖至瑚布图河口这一段的边界走向。但是成琦等人遍查吉林将军历年所绘地图，以及早年所存吉林地图，却只有“白珍河”，并无“白楞河”。即使根据伊格纳季耶夫交给恭亲王的地图，也只有一条位于兴凯湖西南的“白志河”。清朝谈判代表认为白志河即为白楞河，但是俄国代表卡札凯维奇却指鹿为马，一口咬定位于兴凯湖西北岸、已经被俄军占领的土尔河为白楞河，从而将兴凯湖的绝大部分湖面划入了俄国版图。